村民手中的大錢，則會存在“存單”上。閆龍手中的“存單”，最少為4萬，存期為一年，利率為3.5‰，“和銀行利率差不多。”最多的一張為18萬，已存5年，利率漲到了5.25‰，“把錢交給他，他出存單，按存款年限結息。”

　　村民將現金交給岳常山，岳常山出具憑條或在“社員證”上登記。村民們承認，他們把岳常山當成了村里的“小銀行”。好信譽、存取靈活是他們愿意把錢放在他那的原因。一河之隔的東蘆王莊，很多村民則是沖著年息為“1分”的高息來“存錢”的，“10000元存1年利息是1200元。”

　　他不是信貸員

　　村民們說，在岳常山當“信貸員”的20多年里，非常守信，存款說哪時取就哪時取，只要提前說一聲就行。

　　但岳常山的突然自殺，村民們“存單”、白條、社員證上的錢，似乎成了再也取不出來的“死錢”。

　　事實上，這些紅色“存單”，與農村信用社并無關系。

　　閆龍曾多次拿著紅色“存單”前往縣里的多個河北省農村信用合作社取錢，均被拒絕。

　　曲周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商貿信用社的工作人員向新京報記者表示，村民們手中的單據是存款人存款時填寫的憑條，且早已被農信社淘汰多年。該工作人員稱，存款時機打存單，取款只能由本人持機打存單辦理。

　　閆龍和很多村民曾向工作人員質問岳常山與農信社的關系，得到的答復是“沒關系”。

　　“岳常山不是農信社的信貸員。”1月22日，曲周農信社聯社辦公室主任王軍海說，自2006年，銀監(jiān)會下發(fā)了《關于清理農村信用社信用代辦站、郵政儲蓄機構代辦機構的通知》后，曲周縣各村的代辦站取消，聯社收回了各村代辦站的金融服務許可證，在代辦站幫村民辦理存取款業(yè)務的代辦員職業(yè)也隨之取消。

　　王軍海還稱，在此之前，岳常山也不是農信社的代辦員，沒跟他簽過任何工作或勞動協議。據他了解，“信貸員”是20多年前在農村設立的一種基金會的代辦人員，上世紀90年代，基金會撤銷，“信貸員”本應不復存在。但村民們已經習慣了讓信貸員辦理存取款業(yè)務，這種方式一直沿襲下來。

　　王軍海認為，習慣和高息，是村民把錢放到岳常山手上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“存款”去了哪兒

　　閆龍還曾拿著身份證，讓農信社工作人員查詢，結果是沒有他任何存款賬戶，“常山按銀行利率給我算利息，但錢根本沒替我存在信用社。”

　　而多名村民手中持有的“曲周縣書起金銀花種植專業(yè)合作社社員證”上印著的電話，事發(fā)后從未打通過。

　　有44萬“存”到岳常山手中的東盧王莊村民盧培玉說，當初他曾問過為何能有1分的利，岳常山告訴他，錢投到了本地一些企業(yè)和外地合作社，“他說這些企業(yè)信譽好，讓我放心存。”

　　在岳常山死前三天，盧培玉曾要支10萬元“存款”，但岳常山沒按時送來，只說“馬上有200萬進賬，再等等”。

　　堵在岳常山家門口的日子里，東、西蘆王莊的村民們相互交流后猜測，岳常山將“款子放給了企業(yè)，資金鏈斷了，錢拿不回來”。

　　曲周縣經偵部門的民警曾前往岳家搜集證據，閆龍看到，警方帶走了一些合同和賬目本。

　　1月22日，曲周縣經偵大隊負責人楊清泉證實，經偵部門已經對此事成立專案組立案調查，目前確定岳常山案涉及1200余萬的村民“存款”，警方已凍結了岳常山的農信社、銀行的個人賬戶，從目前掌握的證據看，岳常山以投資的名義與一些企業(yè)簽訂了協議書，“這些企業(yè)有本地的，也有外地的，投資金額從幾十萬到數百萬不等。”

　　此外，警方發(fā)現岳常山還將一部分錢投進邢臺某三地專業(yè)合作社。楊清泉表示，邢臺警方已經開始針對該合作社進行調查。

　　“目前，專案組分三組警力，核實錢款數額，追查錢款流向，部分款項應可以追回來。”楊清泉稱，由于調查還在進行中，岳常山已死亡，即便涉及犯罪也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，只能盡快追回其投放出去的款項。

　　農村“信貸員”模式

　　岳常山自殺了，但曲周縣一些鄉(xiāng)村里，同樣吸收存款、往外放款的“信貸員模式”仍悄然存在。岳常山的死亡讓其他村的“信貸員”十分緊張，臨近年底，上門催款的村民突然多了起來。

　　“最近，很多人來找我要錢。”曲周縣槐橋鄉(xiāng)，“信貸員”王寶山(化名)最近總往農信社跑，幫村民辦理正常的取款業(yè)務。

　　王寶山說，他手里也有一些非金融機構的借款憑證，這些錢，都是他作為中介人，在征得農民同意后，投資進一些企業(yè)，“村民和企業(yè)簽了協議，我只是個經辦人，收取一些手續(xù)費，村民獲得的利息比銀行高一些。”王寶山沒有透露具體的利率，只說不到一分。

　　王寶山介紹，一般，通過“信貸員”尋找資金的企業(yè)，都是中小或小微企業(yè)，“從銀行或信用社貸款手續(xù)繁瑣，速度慢。”常年在農村幫助村民辦金融業(yè)務、了解村民經濟情況的“信貸員”，成了企業(yè)尋找資本的“獵頭”。

　　企業(yè)難貸款、有資本需求，農民手里有錢、希望“錢生錢”，農村的“信貸員”成了二者的橋梁。

　　岳常山自殺后，王寶山經辦的一些村民投資人也想把錢從企業(yè)里取出來，“但有的沒到期，有的企業(yè)資金周轉不開一時拿不出錢。”王寶山坦言，這其中確實存在風險，“一旦企業(yè)資金鏈斷裂，農民的錢不好拿回來。”

　　農村暗存的風險

　　雖然2006年銀監(jiān)會下發(fā)了清理農信社、郵儲機構代辦員的通知，但近幾年，在江蘇靖江、河南南召、湖南耒陽等多地農村，村民個人借信貸員、代辦員名義吸收村民存款的現象時有發(fā)生。

　　去年3月，曲周縣大河道鄉(xiāng)“信貸員”常某攜村民百萬存款消失，警方立案調查，此案結果至今未對外發(fā)布。而在邯鄲平原縣，李某成立農業(yè)合作社，以入社存款利息高于銀行存款利息為誘餌，吸儲155萬。

　　類似案件頻發(fā)，“信貸員”這個特殊的身份如何成為農村吸儲的主角?

　　中國小額信貸之父、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(fā)展研究所副所長杜曉山介紹，農村“信貸員”是上世紀80年代的產物，當時為管理集體資金，村或大隊成立合作基金會，進行內部融資，用作生產、經營，獲利后分紅，一些有知識的村民成為信貸員，幫助村民辦理資金借用、分紅等。到上世紀90年代，許多農村合作基金會在行政干預下，吸收了大量希望獲得高息的農民資金，投向一些鄉(xiāng)鎮(zhèn)企業(yè)，高息攬儲、高息放貸，參與資金市場的惡性競爭。

　　“因監(jiān)管不到位，很多借貸收不回，造成農村金融風險。”杜曉山介紹，1999年，中央發(fā)布文件，全國統(tǒng)一取締了農村合作基金會。

　　杜曉山認為，一些當了多年信貸員的人熟知這樣的方式，“復制”了當年的模式，非法攬儲放貸，導致金融秩序混亂，農民的利益一旦受到影響，很可能引發(fā)大規(guī)模群體性事件。而農民不懂金融知識，且金融機構對于非法集資的宣傳不到位都會導致“信貸員”鉆空子吸儲。

　　北京市圣運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優(yōu)銀表示，“信貸員”們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中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，最高可判刑十年。

　　1月31日，曲周縣公安局經偵大隊負責人楊清泉表示，目前，他們已經鎖定了一兩家企業(yè)，正在梳理岳常山與這些企業(yè)的賬目，“能追回的盡量追回。”

　　楊清泉稱，難以追回的款項主要是沒有協議、合同和賬目往來的這部分資金。